1994年4月，非洲內陸小國盧安達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種族屠殺，在3個多月大約100天的時間裏，大批無辜平民被殺。死亡人數至今難以最終確定，有的說50萬，有的說80萬，有的說100萬。絕大多數被殺害的是圖西族。當大屠殺發生時，曾經有
美國政治人物這樣問道：“誰是好人？”，意思是說兩個相互敵對的族群，哪一個是“好人”。這個提問一方面顯示出美國政治人物的無知，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站在美國的立場，如果是壞人殺好人，美國也許應該管一管，如果是好人殺壞人，美國有必要管嗎？雖然這個問題提得很無知，卻說明美國人的這種心態是確實存在的。但是，幾十萬、上百萬平民無辜死亡，用好人壞人來評價，有什麼意義？
盧安達大屠殺過去很多年後，對於這一大屠殺的反思並沒有結束。西方媒體和輿論一般都將大屠殺認定為種族仇視的結果，並且自我責備地承認，西方國家，包括聯合國，沒有及時制止這一屠殺行為。也有人指責美國在盧安達大屠殺發生後，自私自利，不願承擔自己對於國際社會的義務。而我更傾向於認為，盧安達大屠殺，是西方近代文明幾百年來所有惡果的集中體現。有人說它是難以避免的，即便美國早早出面制止，也阻止不了大屠殺的發生，最多減緩一點屠殺的程度。我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西方文明被植入到盧安達後，盧安達國內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種文明的危害程度，出現大屠殺的結局，是一味照搬西方文明的必然結果。盧安達種族大屠殺，是繼納粹大屠殺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種族清洗，兩者相距半個世紀。
盧安達大屠殺的第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種族矛盾，而這個種族矛盾，完全是西方人一手人為製造的。早在歐洲人開始大航海後不久，16世紀的時候，盧安達就有了自己的國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圖西人、胡圖人的稱呼，但是，兩者並不是不同的民族，他們使用同一種語言，具有共同的信仰。差別在於胡圖人以種地為生，圖西人以放牧為生。事實上，胡圖人、圖西人的稱呼當時類似于“農民”和“牧民”稱呼的差別，放牧的圖西人如果改為種地了，就被稱為胡圖人，反之也一樣。兩者之間長期互相通婚，並沒有不共戴天的矛盾。將胡圖人、圖西人嚴格地區分開，甚至訂出高下等級的，正是後來進入的西方文明。
1890年，盧安達成為德國的殖民地，德國人首先將圖西人和胡圖人明顯區分開。德國殖民者將歐洲的種族主義理論引入盧安達，生硬地解釋盧安達原先“農民”、“牧民”的差別。德國人說，作為農民的胡圖人是從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更黑、身材較矮等；作為牧民的圖西族是從北邊移民過來的，皮膚較白，身材較高等。而且，由於北邊靠近尼羅河，文明程度更高，因此，圖西人在人種等級上，與歐洲人更接近，屬於等級較高的人種。
在盧安達，所謂胡圖人佔人口總數約85%，所謂圖西人約15%。殖民者這種劃分的目的是，利用“等級”程度較高的少數圖西人，幫助殖民者一起統治人數更多的胡圖人。在歐洲殖民歷史上，對於殖民地這種挑撥離間的方式從一開始就存在，在美洲印第安人那裏，他們就經常使用這種方式。這種方式的目的在於，製造殖民地百姓的矛盾，防止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對付殖民者。歐洲殖民者在挑起矛盾後，自己便高高在上，處於調解的地位，時不常地利用這一派，打壓另一派。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現在的民族矛盾，都是歐洲國家人為製造的。
在東南亞他們也採取同樣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如今，一些東南亞國家對於華人有著難以消除的敵意，這種敵意的來源，正是當年歐洲殖民者在東南亞統治時期埋下的禍根。當年在東南亞的歐洲殖民者，需要文化水準較高的華人成為他們高品質的勞動力和
管理幫手，為此，他們不惜偷運、拐賣沿海地區的
中國人。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不想太多得罪當地人，於是，他們便在文化水準較高的華人與文化水準較低的當地人之間不斷製造矛盾，自己左右平衡。等這些殖民者走了以後，他們製造的矛盾，便成為長期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在斯里蘭卡，尖銳的民族矛盾引發所謂“恐怖主義”，其根源也是殖民者挑撥離間種下的。在印度，殖民者這種挑撥離間、製造矛盾的手法，最終導致了三個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一個飛地（克什米爾）的出現，成為該地區長期動蕩的不安定因素。西方這一手法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以色列，他們用強行植入以色列的方式，在中東製造了難以化解的長期仇恨。
說遠了，還是回到盧安達。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它的殖民地大片失去，被其他歐洲國家佔據。這個局面對於德國來說，導致後來希特勒為了爭取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而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此為題外話。德國退出盧安達後，歐洲小國比利時成為盧安達的宗主國。比利時在盧安達推行的種族主義
政策，使得盧安達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激化這一矛盾的工具，就是比利時引入歐洲的“科學”。比利時根據歐洲人種學理論，對盧安達的居民進行了大範圍的“科學測量”。在歐洲科學的歷史上，有一門學科叫做“顱相學”。“顱相學”誕生於啟蒙運動時期的法國，最初它的理論認為，顱骨的結構、尺寸等，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心理和意識，這種理論的一個實際用途，被認為可以提前發現有犯罪傾向的人。這種理論後來與種族主義結合：既然顱骨尺寸能夠決定心理和意識，同時心理和意識的差異，在種族進化的過程中也明顯存在，那麼，通過顱骨的測量，掌握不同種族顱骨的統計數據，就能判定一個種族的進化程度。雖然經過慘痛的二次大戰後，“顱相學”已經成為垃圾，但是，在它沒有被徹底否定之前，它確實是以科學真理的名義，為種族主義添磚加瓦。
比利時利用“科學”，將胡圖人、圖西人正式分為兩個種族。與此同時，他們又運用了歐洲現代文明制度，將這一種族劃分永遠固定，這個制度便是身份證制度。每一個盧安達人的身份證件上，都標明瞭種族，並且，這種標記也向後代延伸，只要身份制度存在一天，這一種族的劃分就永遠存在。與此同時，由於“科學”證實，圖西族的進化等級要比胡圖族高，因此，比利時殖民者與德國一樣，在政策上向圖西族傾斜較多。使得佔人口15%的圖西族獲得更多的教育
機會，盧安達殖民統治時期的政府及社會上層，主要被少數圖西族佔據，圖西族也佔據了較多的財富。對照來看，英國人當年在斯里蘭卡的做法，造成的後果幾乎一模一樣。當年受寵于殖民者的“民族”，在殖民者走後，成為被迫害、報復的對象，如同在東南亞某些國家的華人。
我們看到，盧安達種族矛盾的原因，一是歐洲人發明的種族主義，二是歐洲人引以為傲的科學。但是，它還沒有完。歐洲人發明的階級鬥爭理論、國家主權理論、民族主義、民主制度等等，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對盧安達的種族屠殺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在全世界風起雲湧，盧安達也不例外。1962年，盧安達獨立，成立了共和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也引進了西方的普選制度，成為一個完全符合西方標準的民主制度國家。但是，盧安達至今仍然是聯合國認定的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是否能從盧安達的苦難裏，看清一點民主的真相？
由於歐洲殖民者人為劃分種族，激化社會矛盾，盧安達的圖西族和胡圖族早就開始出現衝突。隨著共和國的建立，隨著民主制度的實行，這種衝突開始具有了國家政策的含義。等級地位較低的胡圖族佔全國人口的85%，民主制度必然對胡圖族有利。西方民主的多黨制，在盧安達自然成為種族對立的工具。佔人口絕對多數的胡圖人開始利用民主制度，對曾經高高在上的圖西族實行迫害，大批圖西族人成為難民，流亡國外。這裡，又要說到西方文明另一個產物對盧安達產生的惡果。
民族主義是西方近代的發明，但是，這個發明有著內在的矛盾，對於不同的國家，會造成不同的後果。民族主義也可以叫做國家主義，它與國家主權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西方的民族主義有一個標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對於某些西方國家來說，這個標準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對於盧安達和周邊國家來說，這個標準就是在製造新的矛盾。我們知道，現代非洲國家的版圖並不是自然形成的，看看非洲地圖，筆直的國境線都是西方瓜分非洲的產物。而被瓜分之後，西方殖民地的成果，在前殖民地獨立後，又被新獨立國家在西方提倡的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下照單全收。於是，殖民地劃分的國家版圖，首先確立國家主權，而不考慮民族問題。
對於盧安達來說，兩個主要民族，圖西族和胡圖族，並不只在盧安達存在，周邊國家，例如蒲隆地、烏干達等國，都有圖西族和胡圖族。殖民地留下的國家主義，將不同的民族劃分在不同的國家，並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所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府”。這個政策如果要在非洲實施，結果就只能像印度一樣，原本交錯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得不大遷徙，將同一民族的人聚集到一起。這種方法，一是製造國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二是導致無數人失去家園。如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一樣，不管是隔離還是混居，西方文明都在製造著難以化解的矛盾。從盧安達逃亡的圖西族難民，像被以色列逐出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一樣，居住在周邊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圖西族聯合，開始對盧安達的胡圖族人統治發出挑戰。明天接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