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項中國十大考古發現讓漢機織出漢錦 重現千年華美

2018年06月13日 08:44    來源:光明日報    王瑟

  漢織機織出的漢錦。本報記者 王瑟攝/光明圖片

  走進位於浙江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一台織機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在一塊織就的錦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文字及一些動物花草圖案十分醒目,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國寶級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它于1995年在新疆尼雅被發現後引起轟動,成為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它以絢爛的色彩,激揚的文字,詭秘神奇的紋樣,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也被國務院列入全國64件禁止出境的文物名單。

  2013年,考古人員在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裏意外看到四台漢代織機。這些織機雖已殘破,但這是第一次讓世界看到漢代織機的原樣,也成了當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兩項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經過專家技術人員不懈努力,終於有機結合在一起,並在今年5月成功複製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再次讓人們領略到漢代高超的科技與織造技術。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的出土

  回想起23年前的那一幕,現為新疆博物館館長的于志勇仍心潮澎湃。“當時我們在新疆尼雅進行中國首次中外合作考古發掘,在一座古墓裏看到了這件文物。當時它就在棺木內男屍右臂上,與一套弓箭、箭箙等在一起。”于志勇回憶。

  尼雅遺址位於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瑪幹沙漠腹地,地處如今已徹底乾涸的尼雅河的尾閭地帶,為漫漫黃沙湮沒。這實際上是一處規模宏大的聚落遺址群,20余組由若干居住建築遺址等構成的小聚落遺址,沿蜿蜒曲折的尼雅河下游呈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分佈。遺址中部偏南,一處圓形古城形成了遺址的中心聚落。在一處墓地的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批分佈集中的高規格墓葬。以第3號墓和第8號墓的發掘為代表,出土了一批高規格、高等級、類型豐富的文物。

  對尼雅河孕育的尼雅古代綠洲歷史地理研究和探索始自19世紀70年代。許多學者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結合出土漢文簡牘資料的釋讀結果,大膽推定尼雅遺址可能是漢代“精絕國”。因為在佛塔遺址不遠處曾發現了一些珍貴的漢文木簡,在一片殘斷的漢簡上,非常清晰地墨書有“漢精絕王承書從事”字樣,昭示尼雅遺址與漢書上記述的“精絕王”一定有直接關聯。

  《漢書西域傳》對精絕國有記載: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

  “通過對3號墓、8號墓木棺規格、隨葬品、大量的華麗服飾尤其是大量華貴織錦的綜合分析,我們認為,這座墓葬裏的主人有可能是精絕國的王族或者是貴族,年代當在東漢的中後期到魏晉時期。”于志勇説。

  在8號墓葬男性屍體的右側,考古人員還發現了男主人的袍服衣襟用“延年益壽長葆生孫”錦、“安樂繡文大宜子孫”錦鑲邊,顯示了他的地位不凡,身份特殊。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出土時呈圓角長方形,縫有6條帶子,錦面長18.5釐米,寬12.5釐米,白絹帶長約21釐米。因為它與弓箭等放在一起,專家認定它的初始功能應該是射箭時的護臂。經紡織考古專家鑒定,此漢錦是五重平紋經錦。經密每釐米220根,緯密每釐米48根,織造非常厚實,經線密度大,工藝精湛,製造技術高超。從其圖案和工藝來看,可以説是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

  漢代織機的出土及複製

  當人們想著複製“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卻找不到漢代織機時,2013年四川成都老官山考古現場,考古人員在墓葬裏發現4台漢代織機。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回憶,成都老官山漢墓的西漢提花機模型被發現之初,4部竹木質地織機文物浸泡在水中已難辨其形,但它的織造原理還是可以看出來的。它的出土,成了當年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第二年,趙豐就領銜主持了國家“指南針項目”,聯合成都博物院、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科研機構,還原了漢代勾綜式提花機的結構,解決了關於漢代提花機的學術問題。在此基礎上,製作了3D展示系統,並按比例復原了兩台原始大小且可操作的提花機。

  “因為其出土地在成都,我們相信這應該是用來織造蜀錦的漢代織機。我們認為複製‘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可以用同時期的織機來實現織造目的,所以我們這次的復原工作可以稱為:原機具、原工藝、原技術,這就相當於還原了整個漢代的織錦技術體系,是對漢代織造技術的集中體現,我們相信這比其他複製方式和複製成果更有意義。”趙豐説。

  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出土時是經過裁剪,製作成護膊的形式出現,出土部分只是原織錦的一部分,包含的資訊不全。中國絲綢博物館希望通過研究已有資訊,聯繫歷史資料來還原織錦的文字、圖案、門幅等。所以此次複製項目,他們希望以當時的工具還原當時的技藝,最後達到還原漢代織錦技術的目的。紋樣、文字的複製只能算理論研究,而通過合適的機具把文物複製出來,就從理論進入到實踐階段,牽涉的技術問題更為複雜,其中最關鍵的是織機採用什麼類型。作為國家文物局紡織品保護重點科研基地,中國絲綢博物館所做的這個複製工作就不只是單純的複製,而是必須要面對大量的研究。

  趙豐説:“複製‘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除了文物本身所承載的資訊可以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外,我們還可以向大眾傳播其研究過程、復原織造的技術難點、復原工作背後的故事,使得文物故事更加完整豐富。”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正式委託中國絲綢博物館對“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進行複製。

  艱難的複製過程

  今年5月20日,在中國絲綢博物館舉行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複製項目中期彙報會上,國絲館技術部研究館員羅群手持梭子,腳踩踏板,向國家文物局及一眾同行示範織造漢錦的過程。只見梭子在他手中不斷穿過,漢代織機有序工作,一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漢錦慢慢出現在眼前。

  當時在現場的厲美娟如今談起此事仍激動萬分。她與同伴一年多來所做的就是穿綜。“我們要把10470根經線一一穿入84片花綜和2片地綜中,不得有絲毫差錯。如果有一根穿錯了,就得返工。想想看,每一根絲線有多細,有用的絲線要穿過片片不同的綜,不用的絲線則放在旁邊,最費眼睛了。我們兩人一組,每穿一個小時就得換一組來穿,這樣穿了近一年的時間才穿好。”厲美娟説道。為了穿好綜,工作人員每天要在手上擦上油脂,不能讓手上的肉刺劃到絲線,否則就得重來。

  早在2017年1月,主持此項工作的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羅群和劉劍就來到新疆,對漢代織錦護臂進行了織物資訊採集和分析檢測。他們經過對此前研究資料及海內外相關文物的比對研究,最終確定把圖案及文字還原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誅南羌四夷服單于降與天無極”,並據此繪製了意匠圖。

  趙豐説:“早在1997年我就繪製了這塊漢錦的圖案,但當時沒有找到更為確切的整體圖案,只發現在這塊漢錦出土的同時,還出土了一些漢錦的殘片,最大的一塊殘片寬7.7釐米,上有‘誅南羌’字樣和一些圖案,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如出一轍,應該是一塊漢錦上裁下來的。因為漢錦有嚴格的規制,整幅漢錦二尺二寸,而這塊漢錦顯然尺寸不夠。同時在‘誅南羌’這塊漢錦殘片上,圖案裏有一左一右兩個羽人。一個羽人的翅膀方向與另一個羽人的羽翅方向相對,顯示出這塊漢錦圖案呈縱向左右對稱。而這兩塊漢錦加起來正好是一尺一寸,是整幅漢錦的一半。”

  正是基於圖案紋樣的成功綴合,文字文意的綴合復原也就變得簡單多了。這時,另一件漢錦的出現讓趙豐他們找到了復原這塊漢錦的證據。由此,整塊漢錦的複製工作走出了辦公室,走上了真正織造的進程。

  2017年2月,羅群帶領厲美娟等人正式開始上機穿綜及織造工作。趙豐説:“用同時代的織機來織,織造難度更高,主要是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經線密度極高,是我們所了解的漢代織錦中密度最高的,每釐米的織物都要接納兩百多根經線。成都老官山出土的原織機上有19片綜框的位置,真正留下來的其實只有5片。我們的紋綜有84片,這意味著整個綜片所佔的位置會很長。提花時,綜片的提落、經線的上下交替都會變得相當複雜。第一片綜片和最後一片綜片間隔了一米多的直線距離,雖然第一片綜片提起時開口是很清晰的,而最後一片綜片提起時,前面的開口相對就很模糊了。對於織造者來説,這很難織並極易出錯。所以經線的根數、綜片的數量之多都是織造技術上的大難點,‘錯綜複雜’‘絲絲入扣’就是對織造場景的形象表達。”

  趙豐介紹,“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的復原工作,之前其他機構也做過,都是對文物殘片的局部複製,沒有對整幅織錦的復原。如果只複製出土部分的織錦,大概只需要三四千根經線即可,結合織造技術,其難度相對就會小很多。然而用復原的漢代織機以原機具、原工藝、原技術復原同一時期的漢錦,這是第一次,涉及的整經、穿經、提綜、開口等多個技術點的難度都會大量增加,而且對整幅織錦的復原需要更充分而有力的學術研究作為支撐。

  “這次複製漢錦,不論怎麼説,都不亞於一次技術攻關,讓漢錦這個中國人引為驕傲的製造工藝,穿越千年時空,重現華麗,令人激動。”趙豐激動地説道。

  (本報記者 王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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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林秀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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