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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內容

2017年11月14日 08:20   來源:金融時報   管濤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重要判斷,並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其中,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第一,匯率市場化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其要義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匯率作為一種基礎的要素價格信號,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幣匯率形成市場化的歷史,就是一部從官定匯率走向市場決定,從固定匯率走向有管理浮動、匯率彈性不斷增加的歷史。

  第二,匯率市場化是創新完善金融調控機制的制度基礎。改善宏觀調控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是一個大型開放經濟體,宏觀調控應以國內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增加就業優先,對外平衡(即外匯儲備的增減)應該服從和服務於對內經濟平衡目標。隨著金融全球化、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雖然任何匯率制度都難以確保一國貨幣政策完全的獨立性,但在給定條件下,增加匯率靈活性仍能夠給本國貨幣政策提供更大的空間。

  第三,匯率市場化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體制保障。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事業取得偉大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未來,我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我國將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雙向對外開放,並逐漸從貿易開放走向金融開放的深水區。從國內外經驗看,金融開放與匯率僵化是最危險的政策組合,容易招致貨幣攻擊,無論大國還是小國都概莫能外。因此,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7月份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更是把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列為我國擴大金融對外開放的頭等大事,並指出要合理安排開放順序。

  第四,匯率市場化是解決我國外匯領域主要矛盾的重要出路。目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外匯領域的主要表現是,境內機構和個人日益增長的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企業全球化經營佈局、居民增加財産性收入的需求與對外金融開放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總體上,我國對外金融開放依然維持著“寬進嚴出”的舊格局。其要害之一是匯率靈活性不足制約了對外金融開放的步伐,導致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經常陷入時而“防流入”、時而“控流出”的政策反覆,使得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國際化均呈現波浪式前進的態勢。

  2015年,“811”匯改優化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關鍵一步。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止跌企穩,基本收回去年全年的跌幅,大大增強了匯率政策的公信力,扭轉了市場恐慌情緒,遏制了資本外流勢頭。實踐再次證明,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匯率實現雙向波動是有可能的,而且波動起來以後也是有效果的。今年前10個月,央行外匯儲備餘額增加987億美元,上年同期為減少2097億美元;前三季度,央行外匯佔款降幅和銀行即遠期結售匯逆差同比分別減少78%和73%。

  今年我國同時順利達成了保匯率和保儲備的目標,跨境資本流出衝擊風險得到了有效抑制。前三季度,國際收支口徑的跨境直接投資由上年同期逆差798億美元轉為順差213億美元,短期資本凈流出(即證券投資、其他投資與凈誤差遺漏差額合計)規模重新小于基礎國際收支順差(即經常項目與直接投資差額合計),二者之比為54%,遠低於上年同期381%的水準。剔除匯率折算和資産價格重估的影響後,央行外匯儲備資産由上年同期減少2992億美元轉為增加598億美元。

  隨著國內外匯形勢明顯好轉,跨境資本流動管理趨於放鬆。不久前,為體現外匯政策中性,有關部門將遠期購匯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降至零,並取消了境外機構境內人民幣賬戶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前9個月,我國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同比下降,但降幅較前4個月回落了10多個百分點,顯示國內企業正常“走出去”的需要得到了更好的滿足。

  最近,市場又對當前是否應該抓住外匯供求關係改善的有利時機,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展開了熱烈討論。理論上講,形勢好的時候改革風險相對較小,形勢差的時候改革風險相對較大。但過去二十多年來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既有1994年經濟過熱、貶值壓力下的成功逆襲,又有2005年和2014年資本回流、升值壓力下的順勢而為,還有2012年歐美主權債務危機衝擊下的借力打力。可見,世上並沒有所謂改革的最好時機。關鍵是要認清,改革就是改變,改變就意味著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就是風險。推改革需要用正確的方式做正確的事情,要做好情景分析、壓力測試,擬定應急預案,從最壞處打算,爭取最好結果。尤其今年人民幣匯率止跌回升,外部來講是美元走弱,內部來講是經濟企穩、監管給力,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然而,評價一個機制運作是否成功和完善,不是看它如何順風順水,而是要經歷極端市場情形的檢驗。對此,各方都必須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

  當然,不論是否立即著手推進匯改,都不影響我們現在開始規劃和設計下一步的改革。一方面,要正確認識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具體內涵。從外匯角度講,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除了大家一般關注的改進匯率調控,優化中間價報價機制,擴大匯率波幅,增加匯率彈性外,還應該包括發展外匯市場、放鬆外匯管制的內容。後兩者是支撐匯率市場化重要的微觀基礎。目前的中間價報價機制,實際上只是一個市場教育和培育的過程,因為匯改的最終目標並不是央行替市場選擇具體的匯率水準。只有不斷完善外匯市場體制機制,減少外匯管制,通過增加不同風險偏好的外匯交易主體、放鬆交易的實需限制、豐富外匯交易産品等,才能夠真正釋放市場活力,確立市場機構在外匯交易、價格發現中的主體地位。否則,市場就永遠無法拋開央行這根“拐杖”。

  另一方面,改革要注意協調配套和整體推進。比如,加快貨幣政策轉型。匯率浮動並不會自然帶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充分享受匯率浮動帶來的好處,需要按照對內平衡優先的原則確立貨幣政策目標,在此基礎上建立市場化的利率形成機制、調控機制和傳導機制,並進一步嚴肅貨幣紀律。再如,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實證研究表明,金融風險較低的經濟體,在匯率轉型中的表現通常較好,即使本幣貶值,貶值的程度要小些,通脹率也更低些。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英鎊以大幅貶值退出歐洲匯率機制,但在英國並未引發貨幣危機與銀行業危機併發的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宏觀審慎政策關注的是金融體系內的系統性風險,目標是增強金融體系應對衝擊的能力,同時採取措施應對可能影響系統穩定的風險和脆弱性來源。其中,即使未來匯率自由浮動以後,為維護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國內金融穩定,對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仍然不可或缺。此外,需要從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經濟方式轉變、加快經濟轉型和升級、強化財政預算硬約束、加強國際協調等方面入手,為匯率改革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落實上述匯改的前提條件或者配套措施,可以提高匯率制度成功轉型的概率,降低改革的風險,同時很多工作即使沒有匯率改革也是要做的,早做早受益。

  (作者為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

(責任編輯:趙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