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那雙渴望知識的眼睛——希望工程發起人徐永光的20年公益路 1989年10月30日，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對外宣佈：面向海內外募集捐款，設立基金，開展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活動。從此，一項惠及數百萬農村失學兒童、引起廣泛社會關注的慈善事業——“希望工程”拉開序幕。
擔任這個僅有10萬元註冊資金的基金會秘書長、法人代表的人名叫徐永光，時年40歲。10多年後，希望工程發展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成效最為顯著的社會公益事業，徐永光卻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直到2007年再次公開亮相時，他又有了一個新頭銜——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從公募基金到非公募基金，20年間，徐永光在公益之路上從未停歇。
啟程——“讓希望工程成為社會時尚” 有人說，希望工程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最後10年的偉大歷史創造。它讓愛心驅走哀愁，用善良戰勝貧魔。
1986年在廣西調研時，大瑤山深處那些失學孩子的無助困境以及農村基礎教育極端落後的狀況，深深刺痛了徐永光的心。
幾年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成立。掌握僅有的10萬元註冊資金，徐永光和三位同仁思索著基金會的發展方向。童年艱難的生活經歷、當兵時在老鄉家目睹的貧困場景以及大瑤山裏那些孩子們渴望讀書的眼睛又浮現在他的眼前，開展一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募捐活動如何？
一天夜裏靈感來了，“希望”兩個字忽然在徐永光腦海裏跳出來——兒童是家庭的希望、國家的希望；教育是民族的希望；基金會的事業也將因救助失學兒童而充滿希望。於是，“希望工程”取代了最初的“春雨計劃”，正式定名。
“其實，當時這只是一種理想，對於到底能做多大規模，產生多大社會影響，我們心裏沒底。”20年後，回憶起“創業”時的雄心壯志，徐永光如是說。
1989年夏，募捐信一經發出，就收到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社會各界紛紛解囊，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也給予熱情援助。後來，鄧小平同志欣然題寫了“希望工程”四個大字。
當初，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計劃到1995年，每年直接救助5萬名失學少年，建立30所希望小學。然而，1994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僅用4年時間，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學兒童已突破百萬，建立希望小學近千所！
2009年，走過20年風雨歷程的希望工程已碩果纍纍：募集捐款56．7億元人民幣，資助逾346萬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繼續學業，建設希望小學15940所，培訓鄉村教師5．6萬餘名。
“希望工程的價值可以用3個尺度來衡量。”徐永光說。
就經濟價值而言，56億余元的捐款在20年間從富裕地區流向貧困地區，從東部流向西部，從城市流向農村，推動了社會分配更加公平；
站在教育價值的角度，300多萬失學兒童重返校園，改變了命運，1．5萬餘所希望小學佔全國農村學校的百分之四；
從精神道德文化價值來看，參與希望工程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凈化，使人與人的關係更加和諧、美好。正如一位抱著剛出生的孩子並以孩子名義捐款的年輕媽媽所說：“我幫助的不是一個孩子，而是兩個。”
徐永光說：“這種自願的慈善行為增加的是一種社會資本，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價值，也是它歷經20年不衰的根本原因。”
探索——公眾監督、科學管理、法律保護 希望工程作為一個公益品牌，從其誕生到做大、做強，更需要理性的思考與科學的管理。
初創時，所有工作人員每天回家一項主要任務是發動家人，照著各種名錄抄寫募捐信的信封。後來希望工程相繼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上登出募捐廣告。“這相當於發出了上千萬封募捐信，影響力和公信力一下子提高了。”徐永光說。
1992年4月，中國青基會和各省級青基會推出“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開始實行“一對一”的結對救助。當年，希望工程累計救助失學兒童人數從3.2萬增加至約30萬。
制度的設計不僅要利於公眾參與，更要利於公眾監督。監督是希望工程健康發展“最好的保護神”。
驗收希望小學時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場景：捐款人和青基會工作人員拿著卷尺，一點點地量教室、走廊，再與設計圖紙核對。汶川地震後，對重災區的希望小學進行調查後發現，無一名師生因希望工程援建校舍垮塌而死亡。“希望工程沒有辜負社會的期望，經受住了八級地震的考驗，這讓我很欣慰。”徐永光說。
管理水準提高促進了事業快速發展。1995年，希望工程完成了商標註冊，又舉起了用法律保護公益品牌的大旗，挽回了資金“體外迴圈”、某廠商擅用蘇明娟“大眼睛”照片打商業廣告等行為給希望工程造成的損失。
道路——“讓所有兒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徐永光常說：“要讓所有兒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經過20年發展，希望工程的第一個救助對象張勝利已經回到村裏執教；希望工程形象代言人——“大眼睛”蘇明娟過起了城市白領的平凡生活……徐永光開始為另一群孩子奔走。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民數量越來越多，他們的子女分為兩類——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徐永光說，很多留守兒童面臨著家庭教育和親情缺失的難題；流動兒童則陷入了讀書難、融入城市生活難的困境。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不僅會影響這些孩子的成長，而且對國家和社會的未來不利。於是，在政府和市場之外，徐永光開始探索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條道路”——民辦非營利公益學校。
成立於2007年的南都公益基金會提出了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教育環境的“新公民計劃”，計劃用5年到10年時間，投入兩億元，資助建設100所民辦非營利新公民學校，同時帶動政府扶持和社會捐贈。
兩年多來，南都公益基金會已建立起7所新公民學校。徐永光說：“再經過兩年左右努力，新公民學校將初步確立其公益學校的教育品牌標準，包括資源動員結構、治理模式和特色教育內容等，為公益學校探索一條發展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公民行動的創新和面臨的挑戰不比希望工程小。”
20年的公益之路讓徐永光看到，基金會最重要的使命，在於研究發現問題，從而進行社會創新。“很多社會問題，可以通過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社會組織通過社會創新來解決。非公募基金會代表了中國‘第三部門’的發展希望，將對中國民間公益的生態建設起到積極作用。”
從公募基金到非公募基金，從“公辦民助”的希望小學到“民辦公助”的新公民學校，20年間，徐永光始終在探索；20年間，徐永光“讓農民的孩子人人有書讀”的信念從未減弱。
（責任編輯：張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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